粟裕第6部分阅读(1/2)
工作比较顺当。后来,刘英带的小部队组成突击队,粟裕带的部队组成牵制队。
突击队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本地区,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
牵制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粟裕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利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体。
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几个基点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杭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在粟裕领导下,把原来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征收“抗日捐”。这样不至于激化矛盾。个别不交抗日捐的,红军就写信警告。警告之后仍旧不文者,则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
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当红军游击队通知他交500元抗日捐时,他完全可以负担,但他拒不缴纳。
红军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罚款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
地主听到这消息后,笑笑说“想惩办我,量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
红军游击队通过群众掌握了地主乡长的行踪。这一天,地主乡长出门了。
红军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向他交代政策,要他限期交款。
地主乡长吓得要死,回到家赶快就把抗日捐和罚款如数交给红军游击队。以后,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红军真厉害呀!……”有了他的义务宣传,周围的地主再也不敢与红军游击队相对抗了。
在敌我争夺比较频繁的边缘地区,红军建立的“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红军做事;另一种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对于那些无恶不作的保、甲长,红军予以坚决严厉的惩办。这样就使大批保、甲长保持中立,真正把反动的孤立了起来。
粟裕领导开辟的浙南游击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他常常把活动的重点放在对敌人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线南侧,有时打到汤恩伯的老家武义,有时打到陈诚的老家青田,有时逼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当然,这些地方不容易接近。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准备去打溪口,敌人发觉后,派了三个团来堵截。
游击队不得不暂时向天台山以南转移,打了一个下午,赶了七八十里夜路,才甩开敌人。
由于红军有了若干公开的、半公开的和秘密的游击基点,打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进入游击基点。游击基点的群众基础好,封锁消息严,住下来休整天没有问题。然后,待侦察好敌情,作好了新的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
到1936年11月,粟裕领导下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扩大到飞云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五十多公里。在这一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个县委和一个中心县委;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贫农团、工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渐高涨,粟裕适当地调整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口号。对国民党的乡、镇、保长由镇压改为争取;地方绅士和中等商人,中立的允许自由来去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把“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
到1936年底,粟裕领导的挺进师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温州、台州、处州、金华、衢州、绍兴地区所属的三十多个县,在浙江又打开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粟裕在浙南领导的游击战争如火如茶的时候,蒋介石却因为大逆不道而被张学良困在西安。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达西安,亲自督战,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把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北“剿共”。
蒋介石的方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志向相矛盾,而且危及张、杨部队的生存。
12月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蒋介石勃然大怒,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迷惑。最后竟拍案厉言“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大游行。
学生集会时,警察开枪射击,打伤十二岁小学生一人。
学生要求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亲自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张制止学生的行动,否则格杀勿论。
张学良去劝阻学生,并表示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来答复学生们的要求。
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定于次日晨发动兵谏。当日晚,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劝谏,仍遭蒋介石训斥。夜间,张学良赶回西安并与杨虎城分别召集亲信举行紧急会议,布置兵谏。
12月12日晨5时,东北军数名军官率卫士一个连,到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活捉了跳墙藏匿的蒋介石,囚禁了随蒋至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暴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国民党内部乱作一团,极为惊恐,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剿共”的嚣张气焰。粟裕领导的浙南游击区乘势获得一次较大幅度的发展。
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西安事变半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道“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逮捕以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
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中共的周恩来,来自南京的蒋氏代表宋美龄进行谈判。宋美龄承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已集结于一方,陕甘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红军小打小闹无济于事,大打大闹一方面苦于鞭长莫及,另方面又不敢全然不顾在西安的承诺而食言自肥。
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目标较小,实力不及陕北红军主力,且又处于国民党军队的肘腋之间,蒋介石正好以此来煞气泄愤。
蒋介石从西安生还之后,加紧了对红军南方游击区的“围剿”。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又派国民党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刘建绪调集国民党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四十三个团,筹划对浙南游击区进攻。
刘建绪的兵力比罗卓英“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兵力更多更大。但这时红军在浙南的游击根据地也比浙西南时期更广更大。刘建绪无力采取“包剿”战术,于是采用拉网式的包围战术,构筑稠密的碉堡工事,专门组织了“浙闽边清剿指挥部”,同时又强迫群众组织“联甲”、“剿共义勇队”、壮丁队、进行移民并村;还焚烧了边区的零星房屋、逐日配发居民的柴米油盐,企图利用这些手段把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
在强敌面前,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粟裕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粟裕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国民党军队梳过来,红军游击队就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为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粟裕把队伍化整为零,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将士们已锻炼成了游击高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粟裕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指导,结合南方游击战争实际,经过无数次作战实践,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在作战行动上,粟裕总结出一套游击要领(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国,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行动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的肚皮上去。
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不仅灵活运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而且发展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
粟裕说“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则多采取突然袭击。”
敌人的后方是红军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役地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探路。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游击队就搞敌人落伍掉队的散兵。
国民党军行军时、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后,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红军游击队的伏击圈,吃掉它。
有时,游击队面对几路强敌的围攻,就利用敌人之间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有一次,大雾笼罩着山岗,粟裕率领的游击队处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之中,粟裕环顾左右,命令战士同时向两面山脚下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发起反击时,粟裕率部队悄然地从一侧秘密转移出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在浙南,粟裕既打了一些出奇制胜的巧仗、也打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恶仗。
有一次,敌人回温州以西“围剿”,游击队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在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一段,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会合,形成一个三江口。
龙泉河南岸有一条由龙泉到丽水的公路,游击队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部队看到就打,结果还是让敌人跑掉了。不久,却引来了更多的敌人。
游击队过龙泉河继续北进,准备过松阳溪。谁知当晚,天降暴雨,山洪暴发,小小的松阳溪变得又宽又深。天黑,看不见路,又找不到渡口。游击队被卡在两溪之间十多公里的三角地带。天亮后,敌人追了上来。
粟裕率队伍故意折回向南,引敌人追赶,然后突然掉头向北,打了一个回马枪。乘敌人闪开之机跑到溪边,发现渡口有条船,无人看管。游击队马上上船准备渡河。这时,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了出来,向游击队猛烈射击。
中了敌人的计!粟裕率领战士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躲过了这股敌人,国民党的大部队压过来了。
粟裕率战士们钻进刺丛里躲起来。
敌人围了上来,到处搜,边搜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粟裕和战士们把枪里的子弹推上膛,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敌人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发现游击队员们。为了不挨冷枪,敌人不敢向前搜索。
大雨下到天黑,敌人坚持不住,走了。
粟裕带部队继续往北上。找不到渡口,找不到船只,只有泅渡。粟裕少年时代练就一身好水性。他的部下都是水中高手,安全渡过松阳溪。这一天一夜,粟裕率部急行军九十公里,连打七仗。
还有一次,敌人把粟裕的队伍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又被一个敌人据点拦住。粟裕情急生智,要战士们化装迷惑敌人。那时,红军的军服和国民党的军装一样都是灰色的,就是帽子不同。粟裕和战士们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把帽子拿在手里当扇子扇风,一直朝敌人的据点门口走去。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问。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流利地回答。
“从哪儿来?”
“唉,在大顺北被共军打了个伏击。”
“到哪儿去?”
“上芝溪头集中。”
哨兵见没有什么破绽就放粟裕他们进了据点。
游击队在粟裕率领下,进据点前门出据点后门。当敌人发觉有诈追来时,粟裕已率领战士们通过了据点脱离了危险区。
三年游击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国民党军的最后一次“围剿”更为严重。
粟裕和部下有时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有一次,他率部连续转战三天三夜,到了秘密游击基点,他一觉睡了四十个小时。
三年之间,粟裕走遍了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的大大小小的山头。有时一连儿顿吃不上饭。敌人“围剿”稍微松一点,他们可以在树林里烧饭吃,一人一个磁缸,既当锅又当碗。敌情紧了,怕暴露目标,不敢生火,只好吃生米。生米不好消化,战士们拉不出大便,只好互相用棍子扒肛门。
有了伤病员更不好办,放在群众家里怕连累群众,放在山洞里怕不安全,有时只好向死人惜“房子”,把棺材打开,把里面的尸骨搬出来,垫上干草,把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很少脱过衣服睡觉,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1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处境极为艰危,但粟裕和他部下的将士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们关心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
粟裕从搞到的报刊中知道了中共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1936年1月,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浙南游击区,粟裕当即发表宣言,表示支持。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粟裕和刘英在消息阻隔的情况下分别1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90页。
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
1937年春,刘英主持的临时省委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当时粟裕与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