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孔子死了（1/1）
刘跃进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找到一张香港舆图？我记起丁小槐前年去过香港，就问了他，果真有一张，就通知刘跃进过来拿。晚上刘跃进到我家来了。董柳说：“刘教授你准备到香港去？”刘跃进说：“到香港去轮获得我？”我把舆图拿给他，他看了几眼，收在裤口袋里。董柳问：“你跟凌若云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正担忧董柳问得太冒失，会不会刺伤了他，刘跃进说：“拜拜了。”很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董柳惊呼道：“真的？”刘跃进说：“那种女人，理她干什么？”几个月没晤面，刘跃进他变了。实在我早知道分手是早晚的事，原来还担忧他会不行自拔呢，见他竟放得下，我也就放了心。我说：“想不到你照旧放下来了，我和胡一兵原来还替你担忧呢。”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激动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话冲到舌尖上照旧含住了。他适才还在说不理人家呢，得让他在我们眼前保持这个虚无的神话。哪怕是朋侪，有些话也不能撕开来说。刘跃进说：“放下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再说不放下又怎么样？”他笑几声，“不放下又怎么样？天下的事，也不是由谁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光把凌若云放下了，连世界我都放下了！放下一个世界比放下一个女人总更难题更痛苦吧，可是我放下来了，不放下又怎么样？”我说：“各人不约而同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说好听点吧，是梦醒了觉梧了，看清楚了不骗自己了，说难听点吧，是堕落了放弃了，只剩下自己了。”刘跃进说：“心里实在照旧苦呢，但想想苦也是白苦，苦它干吗？我从小以为一个念书人的天然使命就是肩负天下，就是入世的那一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你叫他不肩负，不忧，他做人都没有感受，空朴陋洞的，那种轻松实际上很极重，很恐怖。可忧了这么多年回过头一看，自己是白忧了。自己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做了什么，即是没说，没写，没做。世界它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绝不会因为谁而走另一条路。时间之中有一种气力比人的意志越发强大，那是天数，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可它制约着一切。天数非人力可为，我想通了。胡一兵说得对，在一个权钱社会，你说那一套，谁听你的？这就是天数啊!我经常讥笑电视播音员对着天说话，”他两只手的食指往上一戳一戳的，“向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最近醒悟了我自己也是对着天讲话，天下国家连学生也不妥真了。他们比我还潇洒，他们是在市场配景下生长起来的一代，许多几何话我在课堂上都讲不下去了。跟现实无关的话，空朴陋洞大而无当的话，讲着心里都不踏实，像飘在云端。市场它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消解了终极，以及知识分子；它照旧一种人生观，在世你得去挣钱！有市场就没有终极，市场把一切都平面化，现世化了，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想象的空间，谁都明确要面临自己，要抓住今天。大看法变了一切都变，浅薄就是深刻。你人格高尚视款子如粪土？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武功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废掉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多余的人，不知不觉！被历史限定的人不行能逾越历史，人不能抗拒宿命，因此别无选择。最伟大的逻辑法式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我以前想错了。没有人能够给世界一种出人意料的明确，然后改变了一切。那是不行能的，念书人不行能在现实之外依托逻辑来建设一套价值，建设起来也只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跟现实发生有效联系，我不能装作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浑然不知。在一个按实力分配利益的社会高唱理想是可笑的，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唱更是滑稽的，他们的理想在高唱中已经实现。他们过得那么好，我过得这么差，我还要听他们来讲奉献和牺牲?大学照旧精神文明的碉堡呢，站在讲台上我真的不知怎么启齿了，所有抽象的话题已经失去了话题性，我再闭着眼睛对着天说虚的那一套就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了。”我说：“那你以后不写书了？”他自嘲地笑笑说：“书还得写，这是一个道具，与世界无关，也不行能有关系。如今写点什么都成了泡沫，泡沫是泡沫，精品也是泡沫，在时间之流中稍现即逝。我花几年功夫写一本书，都被那些泡沫淹了。”我也笑笑说：“每个写了书的人都是这么说的。”他说：“也许吧。时代变了，古代的念书人面临的是整个世界，今天却只面临各自的那眇小可怜的一隅，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被一种难以形貌的气力斩断。他们还在世，如此而已。没有了神圣感，也看不出有什么须要为了这可怜的一隅把自己牺牲掉，牺牲如土壤入海。把世界放下来了，我轻松了，我该为自己谋点福利了。现在人人精明醒目自顾不暇，都想着怎么做大自己的蛋糕，有谁把天下放在心上？市场只认可眼前的利益，不认可万古千秋，这就摧毁了全部的神圣感。孔子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在这一代人心中也已经死去，因此知识分子也已经死去。你说是不是？”我说：“细想之下，如果不自作多情，我们应该有勇气认可天下已经渺远，自己也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于是自我即是世界。想掩盖这一点的人正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人。”他双眼茫然地望着我，似乎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出他说得很轻松，心里却并不轻松。他把眼光从远处收回来说：“前不久我去北京上海，望见我的那些文友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很精致，精致到骨头里去了，一个小菜都可以变着法儿弄出七八个名堂来，尚有人买了小车别墅。他们对钱的感受与凡人并没有什么差异，对自我的关注和爱恋还甚于凡人。他们说什么并不故障自己做什么，做什么也不故障自己说什么，他们在南北极之间自由地滑动。我就知道再说什么都太多余了，太矫情了，高调再也唱不下去了。我对知识分子很失望，对自己也很失望。几千年来，在孔子的感召下，退守自我空间很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选择，但似乎在一瞬间，情况就变了，各人眼中只剩下自我了，把世界扔下了。”我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高尚都酿成一种说法，一种迷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在世是唯一的真实，也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议了我们是一定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知己，放弃了世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我不敢说自己真的赢了。”他默然沉静良久，点了颔首，说：“我说孔子死了尚有另一条理由。孔子是讲君子小人的，可市场和权力场只讲强者和弱者。孔子死了，高尚和猥贱的区别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手抹平，而强者和弱者的差异如此显着。人们看透了这一点，放下了精神高尚，社会弥散着痞子意识，王朔是痞子，他还痞得真诚，那些痞得虚伪的人，嘴上还念着道德经的人，那才是大玩家呢。昔人可凭人格气力做个平民君子，今天谁称自己是平民君子，那不是强者的笑柄？看法从根子上都变了，我们甚至已经不能说小人是小人，君子是君子了。我说金叶置业的余老板是小人，自己是君子，那不是笑话？没有了小人君子之辩，孔子他不死？肩负和牺牲的精神，人格和道德的气力，传统文化两大支柱已经崩塌，也没有重建的可能。孔子死了，我很痛心惋惜，却也看到这是历史一定，在农业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看法无法面临今天的现实世界。如果说孔子还剩一口吻，那就是食色性也，连我都要拿起这个武器斗胆地走向堕落了，我只恨自己堕落不了！”我说：“像你一个知识分子，要把已往的自己杀死，又谈何容易？人人都是爱自己的，谁下得了这个杀手？我特别能明确你。堕落也要有残忍的勇气呢。”刘跃进说：“我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我很忸怩，这一群人正在失去身份，酿成了生存者操作者大玩家。对世界我已经是心灰意冷，从绝望中生出一种堕落的勇气。有时候想着绝望中尚有一线希望，物极必反，我就不相信功利主义对人的征服是永恒的。”我说：“真有那一天，你刘跃进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你的期待和牺牲只有靠历史学家来考证了，但恐怕未来的历史学家没有这样一份闲心。”他拍着自己的头说：“是的，是的。现在是从小我私家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小我私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对世界的那点意义世界是体会不到的，一只泥牛填不平大海。大为我也要学你呢，要活出一点滋味，想想在世界上只能活一万多天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当个旁观者又怎么对得起这点岁月，又怎么能活出滋味？人在世吧，就是活那点滋味！”他说着把嘴唇品咂了几下，“那点滋味！”听了他的话我感应了震惊，虽然这样想法也是自己曾经想过的，但现在从另一小我私家的口中说出来，特别是从刘跃入口中说出来，我照旧感应了震惊。别人也在用心感受世界。这更使我相信，时间之中的某些因素，不是谁可以抗拒的，抗拒也没有意义。历史就是历史，智慧的人，倔犟的人，都拗不外历史。我为自己先走一步而有了现在的主动而感应庆幸。
很晚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上他突然满身摸着说：“舆图带了没有？哦，在这里。”又说：“你猜我要这张舆图干什么吧？有出书商约我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香港。条件是第一页就要上床，要写细节。我想想钱来得快吧，就允许了。弄得好了还可以拍电视一连剧，那就不止三万块钱了。”我以为他有点可怜，教书先生没见过钱，三万块钱就把头低下来了。我说：“出来了拿本给我看看。”他说：“我用假名，用真名把我的名声都松弛了，也就是暂时骗它几个钱。钱这个工具不能说它欠好，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没长鼻子，不分香臭，只知道为主人服务，管那小我私家是不是王八蛋呢。我看谁人出书商离王八蛋也差不了多远，有了一把钱就耀武扬威人五人六的，我暂时忍下这口吻，骗点钱再说。你想不到我也会这么做吧？孔子死了，世界放下来了，心田的约束清除了，人轻松了自由了。”我没想到刘跃进他会说出这么一大篇话来，早几个月他还在说我和胡一兵呢。我看他也别说别人，自己也是一个文化动物。
刘跃进去了，我在灯下发了一阵呆。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认可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气力往返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部署，不行抗拒。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失去了基本。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覆的精神绝地。最后我叹一口吻：“不知不觉，三千年一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