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尤如小说家——致周毅(1/2)
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刚打开电脑,邮箱就开始缓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来信。
等待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向窗口。这也是写作《圣天门口》的六年时间养成的习惯,用故意不将电话放在顺手处等小伎俩,迫使自己在不自觉的长时间写作过程中,站起来,哪怕只是在屋子里走几步。甚至因此认为,长篇小说艺术的特质也是这样,既不会遥不可及,又无法唾手可得。所称小说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与写作密切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日常中,对一些熟知事物潜意识的挑衅与超越。
窗台上,一对斑鸠正在轮番整理那只整个冬天都是空着的鸟巢。虽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心情,看来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旧时相识。去年的这个时候,《圣天门口》刚刚交给出版社,大约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缘故,那一阵只要开启电脑,我一定要先双击那个熟悉文档,然后才相信,从春播到秋收,个人文学纪年中,又一个写作季节真的结束了。小斑鸠就是在这种时刻飞来的。小斑鸠来时,书房的窗台上养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铁树和一蔸几年前老父亲送给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这人与花草没缘分,越是认真打理,它们生长的样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铁树上的枯枝吸引了鸟们,我眼前才会上演鸠占鹊巢的一幕。曾经有喜鹊在此徘徊,后来的斑鸠却在它们辛苦衔来的几根细枝上,构建了从春到秋生下几窝蛋,孵出一群小鸟的鸟巢。依据小时候在大别山区积累起来的民间知识,这种脖子上披着少许彩色羽毛的灰斑鸠,唯有孵蛋时,才想到鸟巢,平常时候只喜欢栖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阔叶浓厚的大樟树上。在夏季,小斑鸠从出壳到飞腾也就十来天。之后,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鸠来,如此周而复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将它们当成是同一对夫妻鸟,写作的情绪与灵感通常就是来源于这类不同寻常的判断。就算是最普通的鸟也能找出个性,对于小说家,也是一种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说家,是用悲哀和悲伤养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恋旧,假如我眼里的小斑鸠,每次都是新来的,历史和命运就会被我演变成一种时尚,那种心态下的写作,必然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某种广告或策划文案。
前几天,武汉落了一场很大的雪。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两年落雪的场次多了些,时节却比从前延迟许多,春节前很难见到雪景,偶尔有,也是粗制滥造,一如今日某些畅销书,名曰小说,其实是一些书界肖小胡乱涂鸦。融雪的水渍和潮湿,没有完全干。归来的斑鸠等不到居住标准符合人的想法,就孵进巢里,我以为它又要下蛋了,没想到只是试试,时间不长,它便腾空而起。就在这时候,我所设定的电邮收毕的铃声响了起来,转身一看,邮件标题竟然是“请看附件?周毅”。
花了两个小时,将你这书信体的文章读完后,很奇怪春节前的那封电邮,竟然是你发来的。曾经对李修文说,徐春萍夸奖你那篇文章写得十分好。若不提起,过去现在和将来我都会以为,先前那封既无标题,又不署名的电邮作者是《文学报》的徐春萍。这种电报体率性随心的文字,《圣天门口》的责任编辑杨柳也是惯用的。不过,杨柳的文字非常事务性,永远都是询问一些和解释一些具体东西。经你一说,又觉得没错,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为文学而相识的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发大洪水,你来武汉采访时见过一面。你还好,不像同期从上海来的新闻界朋友,随身带着救灾衣物,硬要塞给我们一些。这仅有的一次见面,远不如当年周介人先生约你所写那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记忆深刻。是否因应电邮和短信的特征,后来接触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这般简约精准,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众女侠,不仅长袖善舞,更以行使独门暗器见血封喉为特权。换个角度来想,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要说清楚就行,无须浪费笔墨,如此才可以将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说做人的态度,用在写作上,是要我们坚决地放弃那些泛爱滥情,以及做梦也要做得比别人有才华的虚妄。由此我想到长篇小说文体,就像传统中国家庭中的老大,注定要为命运承担更多分量。诗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风云霞,飞瀑流泉,长篇小说永远只能落实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荡花腔,都会酿成可以预见的荒废与颓败。小说容易得到万千宠爱,同时也容易受到无情奚落,亦酷似现代人对茫茫大地的爱恨之切。说起来,也是人之常情。当老大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又不能学弟妹们,不时地用精神撒娇放纵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负沧桑早至。这种特质在当下尤为突出。
一开始就同你说斑鸠窝是有目的的。小说这种被人当作俗物的文体,本质上绝非俗物,只是因为写作的人低俗了,阅读的人低俗了。那对斑鸠,在喜鹊弃置的几根细枝之上,再添些许杂草,不是也成了鸟巢!喜鹊不是这样,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窝,不惜舍弃已经形成的规模,它所弃之如敝屣的开头,被斑鸠捡了去当成宝贝似的金窝银窝。呈现经典小说一样的喜鹊,将自己的窝发表在苍茫的树梢和现代化的高压线塔上,如同天造地设的风景。说实话,如果不是五岁女儿做出决定,让我们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价,加上九个月不能开窗户,看上去尽是些丑陋粪便的所谓鸟巢,早就在弹指之间灰飞烟灭了。如果小说可以是一群鸟的生活,真正的小说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鹊和喜鹊窝。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当然就是斑鸠和斑鸠窝了。小说精髓总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所以小说的模样,正是喜鹊的模样。小说的声音,正是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迫害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悚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实际效果,如同人之哗众取宠。
将北岛的诗句改一改:粗鄙虽是粗鄙者的通行证,优雅绝非优雅者的墓志铭。这是我对近年来长篇小说的总体看法。粗鄙是一种个人精神状态,优雅则是个人精神达到极致状态时的灵魂结晶。但凡粗鄙小说者,写作意志算不得太坚定,甚至就是正在学舌的孩子,听得几句从大人们嘴里冒出来的脏话,便好奇地在某个最不应该的场合里突然大声地说出来,使得一些人像遭电击那样发出种种强度不等的痉挛。这样的反应算不得审美范畴。以这种的心境要想混迹在长篇小说领域,就不行了。长篇小说的写作状态是不能招之即来,枯坐斗室的长期孤独也不会挥之即去。粗鄙是对他人的,须得营造一些嘈杂环境才能用武。优雅是为了自身,不仅不怕,还渴望独处的境界更高尚和更奇特。所以,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人,需要达到较高的修养境界。这样想来,就会发现,世上各类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们用艰难系数分解得清清楚楚。无法例外的写作,将长篇小说当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样的海拔,那样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们。即便是我等资深与熟练的写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说中延续的过程就会事实终止。我很庆幸,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写开头,不惜先后废弃足以构成一部时下热门的所谓小长篇的近二十万字。这种潜意识表达,足以证实我对小说高原的深深敬畏。
长篇小说神韵必须有优雅的。长篇小说风骨必须是高贵的。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个名字:《雪杭》。它来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场大雪。“圣”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经有过多次,突然中断正在进行的写作,怔怔地为自己创造出“雪杭”这个词而不知所措。我很偏爱它,却不晓得是否真的合适。随着书写的进展,女儿也出生了。在她长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样后,我们送她到东湖边的一所芭蕾舞学校进行训练,真实想法是希望纠正女儿那长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加,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因意外受伤才转而从教。学芭蕾舞的女儿不够天鹅的份,只能称作“咪咪鹅”。每逢上课,奥丽加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以一系列的独舞作为热身。那种惊人的优雅,不用说当家长的成年人,就连三五岁的“咪咪鹅”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站在门外,不敢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或动作,唯恐有不当打扰。练习课结束,奥丽加同她一群“咪咪鹅”互致告别礼,当家长的便会带着孩子离开。很久之后,我们才在无意之中发现,与孩子们别过了,奥丽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必定会回到练功房正中央,行一个深深的谢幕礼。有时候,几个担任助教的中国女孩尚在一旁说着课后的闲话;有时候,还有因故没有走开的家长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练功房空,只有奥丽加独自一人的时刻,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哪怕已经重复过一百次,仍旧百倍地让人震撼不已。曾经在阅读中见到类似的文学描写,在亲眼目睹这一幕之后,才算真的明白,这些绝非只是对艺术的由衷热爱,而是往心灵深处引领的一种圣洁。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
优雅是一种圣,高贵是一种圣,尊严也是一种圣。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对圣的发现,不只让这部小说拨云见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历史中的风骨,哪怕是马鹞子这一类的命运,也不再被历史抛弃。身为书写者,如果没有小说中日益彰显的优雅、高贵与尊严时刻相伴,信息时代的六年沉默,就会形同六年苦役。年复一年不与外界接触的书作,因为有了圣,才不枯燥,才有写小说二十几年来,最为光彩幸福的体验。很佩服你一下子就从洋洋百万言中,抓住马鹞子的“轻轻一死”。也很奇怪,每当多数人集中挑剔小说中的某些地方,总是你在没有半点沟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书写的真相。那个马鹞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风,如何让他死去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一开始写成这个样子,没有一点刻意,本想先这样交代过去,留待后来再做修改。想不到这就是他的命运,后来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这“轻轻一死”。我把这一点当成马鹞子个人命运中的优雅与高贵,一个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后的死亡来实现了。
如果不是“轻轻一死”,难保马鹞子不会重陷旧时文学怪圈,继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认识中无法自拔。有了这最后的优雅与高贵,先前的马鹞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轻轻地化去,连同所有的仇恨,豪杰一生竟然比不过那阵短短的清风,换来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会将俄罗斯女孩譬如成美丽的白天鹅。教芭蕾舞的奥丽加,在空无一人的练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谢幕礼后的离去,被我在心里与马鹞子的“轻轻一死”混为一团。那些同样渐行渐远的身影,留给我们的是毫无二致的一串串比飞翔的天鹅还要感伤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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