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导演双簧，他人受过（1/2）

演出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演出，通常在普通化的舞台演出。蒋介石把这种演出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传神。经他部署与其相助演得很对路的有两小我私家，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使用，形影不离的一丘之貉。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告竣协议，建设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1927年9月特委会在南京建设。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历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要害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加入联席聚会会议。这样三个要害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小我私家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气力，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相助。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相助建设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厥后，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阻挡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向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谋害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脱离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脱离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效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漆黑策动，汪精卫在前台演出。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置惩罚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30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掩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演出，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外洋。

1932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团结。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气力。汪接到蒋的信后，连忙派自己的妻子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连忙一致把矛头瞄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告退。1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告退，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以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相助，一方面是为了攻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阻挡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尚有更深的思量，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全神贯注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起劲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民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肩负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虽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较量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较量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相助，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1932年5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6月签订《秦土协定》，7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演出，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滔滔而来。

对于蒋汪相助的内幕，汪派主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1932年8月，汪精卫曾告退，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差异意汪精卫告退，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敦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1933年1月自法国启程，3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忧，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品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照旧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允许。我又怎样能够资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很是明确，也许因为汪蒋相助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明日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推测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可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侪们替他打行侠仗义，劝他说，你何须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覆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蒋介石的经心导演下，汪精卫与蒋两次合演双簧，蒋介石部署巧妙，汪精卫演出得“精彩”，一个需要替身，一个愿意让人当枪；一个看重名声，怕落骂名，一个愿替人受过，不怕“背黑锅”，这或许是这对政坛冤家的区别所在吧！

另一个被蒋介石聘用演双簧的人，是美国政客赫尔利。1944年9月，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罗斯福派他来，是有其战略思量，调整国共矛盾、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保证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战略利益内。10月，赫尔利在重庆同**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攀谈，向他们批注，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资助中国团结，决差池党派有所左袒。他还体现，在须要时愿意会见延安。

对于赫尔利的会见，**很是重视，11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主持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聚会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剖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解围命之益。蒋想给些小工具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工具来，几多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受相当乐观。聚会会议决议，对谈判应接纳起劲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品评。

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接待。**、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谈判。他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获得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蒋介石体现愿意与**告竣体谅，认可**作为一个政党的正当职位，还思量吸收**人加入军事聚会会议。**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