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潜规则第12部分阅读（2/2）

事后我想陈立这家伙肯定挺后悔他没有把他的“烘房”守牢，没有实施一步一锁或者人离门锁的政策，现在被我“突袭”进来了，他也没有办法把我轰出去，因为“烘房”也是他非法占领的房子，他没有理由轰我。

当然他可以跟我捣蛋，让我住不安生。关于这方面的事我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前面说过，这“烘房”原来是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室，共有四间，80个平米，平时多用来做跳舞场所，所以房顶上还挂着一些彩灯、彩纸之类的装饰物，当然这些装饰物现在都一概被陈立的尿布代替了。我所需的地方并不大，也就一个角落，五、六个平米吧，因为我当时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沙发床，一张旧课桌两张旧板凳（上面摆一些脸盆、牙刷牙膏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能占用多大的地方？角落里只有两面墙，另外两面我用铁丝拉起了两块床单，聊以遮羞吧。但比起小卫的集体宿舍，我和儿子毕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生活正在一步步地好起来──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第十三条婚规 非房勿扰 蜗居岁月

辣文 更新时间:2011-12-19 16:16:18 本章字数:5401

下面，继续来说我和房子不得不说的故事。

还是从1991年说起。我们在学校集体宿舍的“上甘岭”熬过了春天，迎来了夏天。

夏天到了，离放暑假就不远了。于是我就天天盼着早点放暑假，好带着儿子回到苏北的麻县去──那里有我们的一小套住房（一室一厅），它至少不会让我们时刻担心自己的中暑问题。

提起麻县的这一小套房子，也是一肚子的辛酸苦辣。当初为这套房子，我们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代价？结果刚住进去不到三年，又要告别它、丢弃它了。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早知调回江城要受那么大的罪，我为什么又非要调回去不可？人家是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而弃──回到一无所有，一切从0开始……

我不知道自己中了哪门的邪。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能怪我们自己。

记得那是1987年春节，我算正式拥有了麻县的那一室一厅。要知道，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是住在一间和草窝差不离的抗震棚里。

那棚子是1976年防震抗震的时候搭的，墙、房顶和门都是芦席做的，四壁透光，下起雨来，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下大了还会淹──你一早起来，经常发现你床前的拖鞋、脚盆、小木凳等等都已飘得不知去向。

告诉你，我和我妻子孙燕就是在这样的棚子里结婚的。换句话说，这间芦席棚曾是我们的新房。

我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双方家长对我们的婚姻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很赞成，尤其是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间太短，结婚太早了，在思想上和经济上，他们都没有准备。

我单位也说这样的话。刚分来时，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第二年我要结婚，厂里说没有房子，只有先到抗震棚里过度一下。当时我们太年轻，也不觉得抗震棚有多可怕，心想过度就过度吧，没想到一过度就是四年多。

刚住进去的时候，我们把芦席墙用旧报纸糊起来，上面再糊上一层白报纸，有人建议我们用马粪纸什么的拉个顶，以免看到屋顶上的芦席和窟窿眼儿，我觉得太费事，再说又不打万年桩，抱着这样的想法，就没拉什么顶。

床呢，就是集体宿舍的那张单人床，居然也用它睡了好几个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后来厂领导出于关心知识分子，让行政科借给我们一副床板，共两张，拼起来约有四尺宽，但妻子觉得它太硬，就没采用。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它闲置着的，我们找来一些砖头，把木板垫起来，当长条桌使用。

在此之前，我们的桌子是由我的木箱来充当的，至于凳子，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就成了……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新房。我敢拿十元钱和你打赌，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到像这样的新房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经常拿这个事例来教育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塑造成“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一个典范。我对他们说这样的奇迹，你们这辈子包括你们的后代恐怕是再也创造不出来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我也不知道现代青年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只知道，我和妻子的婚姻之所以经历几次波折而能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抗震棚“新房”的这段经历恐怕不无关系。我心里曾一直暗暗打算，一定要把我的这段经历写到我的小说作品里去。我自以为这是我的──至少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生活体验。

直至现在，当我回想起我20多年的婚姻史，我还是坚持认为，住抗震棚那四年的时光是最难忘也是最快乐的。

10平米左右的窝棚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单人床，两块床板，几只箱子（用砖头垫着）和一些锅碗杯盆，几乎什么也没有。

我们唯一“值钱”的家当是妻子带过来的一台老式笨重的录音机，只要我们在家，它总是响着声音陪伴着我们。后来孙燕听说我弟弟报考研究生需要用录音机学外语，她便毫不犹豫地送给了他。

我们烧饭用的那只破煤油炉还是孙燕当年下放农村时用过的，现在的小青年已经无法想象它是个啥玩艺儿了，很遗憾，我们没有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过程中不得不舍弃了。假如保存到现在，至少会给我的儿子多一份见识，多一份教材。那种煤油炉火力很小，不能烧饭炒菜什么的，只能把现成的饭菜加加热。中午的饭菜都是我从厂里的食堂里买了带回来，假如冷了，就用煤油炉热一热。

我们事先把饭菜分成两份，好留一份晚上吃。开水也是我从厂里打了带回来，实在急需，就向邻居们要一点。邻居们都很好，对我们很客气，经常主动地跑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开水。

后来我们觉得老这样也不是个事，就狠狠心买了一只煤炉（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元钱左右，占了我月薪的近八分之一）。

有了煤炉其实也很烦，比如买煤啦，找引火材料啦，最要命的是我们没有厨房，搞得满屋子都是煤烟和煤气味儿。尤其是刚加新煤的当儿。这当儿我总是把煤炉拎到屋外去，等它正常燃烧了，再拎回来。如果碰到刮风下雨，事情就难办一点，我们只好尽量把那扇芦席门打开来透气，或者就干脆熄了火，在煤油炉上下面条吃。

不过，有了煤炉，生活上的方便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开水热水就不要烦了，可以大胆使用，有了煤炉，自己还可以炒点菜吃吃，做妻子的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然后回来择菜洗菜烧菜一阵忙，就有事情可做了，看上去就更像一个家庭主妇了。

记得当时麻县的水产特别便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花5毛钱买了一大串小螃蟹，孙燕回来把它们洗刷干净，用刀切成两半，再用面裹着，又是油炸又是红烧，烧了两大盆，我们喝着葡萄酒，晚上一顿居然把它们全吃光了，这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那情景、那滋味儿可说是终生难忘。

后来，我又在好些场合吃过这样的面炸蟹，但没有一次能记得这么清楚了。就像人们总是怀念自己的初恋、总是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性经验一样。

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当时我们没有厨房厕所，也没有自来水，单位只是在路边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公共厕所，厕所旁边立着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像我们这样的抗震棚一共有12户），那里常常挤满了要用水的人，厕所门口也常常排着队。有时候水龙头坏了，关不上，水便没日没夜地哗哗流着，淹了巷子里的道路。

我们的儿子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直到三岁。

关于儿子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是夏天窝棚里热得像蒸笼，儿子身上长满了痱子，夜里我们陪他在门口乘凉，往往要挨到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屋，夜深了，儿子就睡在地上的一张凉匾里（凉匾是邻居借给我们的，麻县很流行用它来做床），我和妻子坐在旁边，一边不停地用手里的蒲扇为他驱赶蚊虫，一边聊天、唱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二是夏天里我们的窝棚淹水时，儿子总是感到特别的兴奋，穿着雨靴在脏水里故意哗啦哗啦地乱踩，他还喜欢坐到塑料脸盆里，试图让脸盆像小船一样地漂起来……

那时候，我很少听见我妻子抱怨什么，好象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种样子的。

孙燕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有了你，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也常常为这句话所感动。我知道，当时，孙燕作为一个纺织厂的纺织女工，能嫁给我这样的物稀为贵的大学生，她内心是很感激我的，她内心的幸运感和幸福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正规”大学毕业生（即七七级），那一年，整个麻县只分配了不到十名，在我供职的近二千人的化工总厂，“正规”大学生就我这么一个“独子”。当时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对我抱着很高的期望。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对我匆匆忙忙找一个上三班的纺织女工结婚都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何以会那么做，但在当时，这一切好象都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事儿，孙燕毅然放弃江南的城市和她的房子（又是房子！），只身跑到苏北麻县的草棚里来和我艰苦奋斗，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我们的眼里，人是第一位的，感情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我要她来，她就义无反顾地来了，你还想要什么呢？……

婚后的那几年，也就是在抗震棚里生活的那几年，我们的感情确实很好，连邻居都羡慕我们，他们对孙燕的评价很高，都说我是个“有福之人”。我自己也这么想。

那几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吵过架，偶尔斗斗气，一转眼就和好了。记得有一次她告诉她哥哥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她哥哥竟然不信，说“天下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后来妻子把这件事悄悄告诉我，那满脸幸福、骄傲的表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当时我在厂里上班，孙燕在一个乡的文化站上班，她如果先回来了，常常会站到巷子口朝马路上眺望，弄得一同下班的同事都很羡慕我“看你老婆对你多好，像电影上一样，还站在路口等你呢！”

另外，我们的棚区供电也不正常，经常莫名其妙地停电，碰到这时候，我和妻子便携手来到马路上散步，聊天，或者听她轻轻地唱歌。我们常常走得很远，不知疲倦，我们觉得小县城的夜景很好看，百看不厌。小县城地处里下河的水乡，小县城里的水和桥很多，我们喜欢坐在桥上，看着水里的灯光浆影，轻轻地唱着歌，体会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那种意境。

我衷心地谢谢你／那番关怀和情意／如果没有你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

第十三条婚规 非房勿扰 分房大战

辣文 更新时间:2011-12-19 16:16:18 本章字数:7748

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

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以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

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

孙燕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

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孙燕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

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孙燕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

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孙燕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

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

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只要它公平对待我就行。

时间不长，那个可靠的知情人又偷偷地告诉我分房方案中有我的名字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孙燕，她马上说“问他是大户小户？小户不要！”

后来又有进一步的消息说是中户，一室一厅。孙燕又说“中户太小了，要不然再去找副市长，要个大户，争取一步到位。”

我说算了，我们科长连小户都分不到呢。孙燕又说“那你去找那个人，要个好楼层，一楼六楼不要，一楼太脏，六楼太高，夏暖冬凉，水压不足，还会漏雨。”

我说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去找那个人，即那个向我通报消息的同事，他确实是分房小组的成?br />